李策划指挥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线日，首都北京风和日丽。然而，就在这天，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。一万多名来自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辽宁、内蒙古等地的“功”练习者，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，矛头直指党中央、国务院，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，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。这是1989年那场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事件，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
这一事件的终于被揭露出来，直接策划、指挥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，就是“功”的总头目李。而事发后，李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，编造谎言，百般抵赖，为自己的罪责开脱。他先是说，对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，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。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，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，但只是为了转机，没有离开机场。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，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，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，但“没有与任何人接触”。
李是在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，即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，从纽约飞到北京的。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，而是前后跨了三天，共44个小时。
在“职业”一栏，李在“商业人员”一项下打了一个勾。从他入境填表这一刻到他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，他在北京根本没有从事过任何商业活动。
李从大洋彼岸潜回北京，完全是“有备而来”。他事先通知了“研究会”的核心骨干纪烈武。他一从机场回到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楼他的一所相当高级的住宅，就迫不及待地让纪烈武汇报这几天“功”练习者围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情况。这表明李一开始就想抓住这件事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活动。
今年4月初，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，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的文章《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》，其中讲到：“有一篇关于‘功’的宣传材料，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‘功’后，元神出窍了，可以钻到炼钢炉里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。”何祚庥就此诙谐地提出：“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，钻进去，可能吗？”文章另一段提到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“功”而“不吃、不喝、不睡、不说话”，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，病愈后仍“功”，导致病情复发。
就是这样一篇文章，使李和“功”的头头们感到有了的机会。4月19日，众多的“功”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、，把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乱。
去年5月，北京电视台曾经因为一个节目里有不同意“功”的内容而遭到“功”练习者1000多人数日的围攻。但是李认为那次围攻组织得不好，未能把事情闹大，为此他还撤掉了“功”北京总站的一个负责人。这一次李决心利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这件事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。通过他操纵控制的“研究会”的具体组织，事态果然一步步地扩大了：
——李潜入北京的前一天，4月21日，“研究会”副会长、李跟前的另一个显赫人物王治文，要求“功”天津总站煽动练习者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。
——李潜入北京的当天，4月22日，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的“功”练习者达到2000多人。“功”天津总站再次派人到北京向王治文汇报。王治文对这么多人去闹表示“满意”，并指示他们：“可以白天去，晚上撤。”
——李潜入北京的第二天，4月23日，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人数从2000多人激增到6000多人。当“功”天津总站向王治文报告有关部门要劝离非法聚集的“功”练习者时，王治文说：“怕什么，这不正是考验吗？”随后，两三千名“功”练习者又到天津市委、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。
天津的事件正随着李来到北京而升温。但是，李的目标并不只是在天津，而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事态扩大到北京，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震荡。
4月23日上午，李把“研究会”的核心骨干李昌、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，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，把火烧到北京中南海。
李昌和纪烈武在会上说：“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，要找中央和国务院。”李当即说：“到北京去！”“要去中央，去国务院！”
李强调：“人少了不行，要多去点。去年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，要是去的人多，问题早就解决了。”同时，李还让王治文跟外地打招呼：“人来得越多越好”，强调“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”
李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为围攻中南海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：不能用“研究会”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，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的第一线。他要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、落实。
23日下午1时30分左右，在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院30门15号，现已定居加拿大的“功”核心骨干叶浩的家里，李昌、纪烈武秉承李的旨意，召开了具体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一次会议。
李昌传达了李的决定，要求他们通知所有“功”练习者，4月25日清晨到中南海聚集。他特别强调，“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， 而且是弘法和”。为了落实这一计划，他们还决定利用24日的“学法例会”，向“功”北京总站各辅导站的负责人进行布置。
会议还没有结束，纪烈武就匆匆跑到李住处，汇报计划落实的情况和具体措施。李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。
23日晚，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，天津市公安局对连续几天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“功”练习者采取了劝离措施。“功”练习者陆续离去。整个行动很平和，公安局没有抓一个人，也没有发生其他任何问题。
天津“功”练习者被劝离的消息传到北京，当晚22时左右，“研究会”的骨干们又聚集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二次会议。会上，李昌、王治文造谣说：天津抓人了，听说还死了人，还有人失踪了。他们要求把这些谣言传出去，为煽动“功”练习者大规模非法聚集中南海作准备。
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去中南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的三条无理要求：第一，要求公安机关立即放人；第二，给“功”提供宽松的环境；第三，允许出版有关“功”的书籍。
李反复标榜他“对不感兴趣”，多次声称“‘功’不涉及”，可他一方面建立组织，秘密串联，四处渗透；一方面摇旗呐喊，造谣惑众，策动非法聚众。从他们提出的这三条要求看，目的就在于把他们的非法组织合法化，任由他们发展，以便纠集、形成一股的势力，与党和政府进行长期的抗衡。这不是又是什么呢！
越是阴谋，就越是害怕阳光。按照李“不要暴露这次活动是‘研究会’组织发动的”这一要求，“研究会”核心骨干密谋商定，“4·25”行动时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3人和北京总站负责人都不到中南海现场，以免有的“功”练习者认出他们，看出他们的组织者身份。
李在作了精心策划、部署之后核心骨干们商定，北京这边一动，他就不宜留在北京，要赶快走，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。为了掩盖罪责，4月24日一早，李匆匆收拾行李，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，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。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，李又改乘CA109次航班，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。
就这样，李从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，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、组织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上。他在悉尼对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什么“只在北京停留一天”、“没与任何人接触”等等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
李匆匆溜走后，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中南海行动，在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的具体组织下，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。同时，他坐镇香港，遥控指挥。
4月24日上午8时30分，在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7号，召开了“功”北京总站及区县辅导站骨干的“学法例会”。“学法例会”，顾名思义是为学习“功”而定期举行的会议，实际上是“研究会”操纵“功”练习者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。这次“学法例会”，就成了他们为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。
李昌、王治文在会上按照李的要求，对“4·25”行动作了具体布置，确定去中南海聚集行动的具体时间为4月25日清晨。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，会上决定：在中南海聚集现场，各分站长要特别安排一些人负责安全、交通、秩序和卫生，包括现场联系，出现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处理；并确定了聚集的策略，参加的练习者不喊口号、不带标语、不撒传单、不要有过激言辞，对外不用“研究会”和辅导站的名义。会上还决定，“功”北京总站副站长刘志春负责通知北京各区县，王治文负责通知外地。
会上传达了李为了把练习者们哄骗到这次行动中来编出的一套说词：为了“”，要站出来求得一个“”。同时要求通过各区县分站把这个意思告诉练习者：为争取宽松环境，这本身也是“弘法”和“”，大家要自觉参与到“弘法”和“”中来；参加聚集行动是个人自愿、个人行为、个人负责。
就这样，李一方面利用“师父”、“老师”的身份让“功”练习者按照他的图谋行动；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把他自己和他的一套组织暴露出来。
4月24日下午，李昌、纪烈武等“研究会”的核心骨干及北京“功”总站负责人，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“4·25”非法聚集活动的第四次会议。
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“4·25”行动现场指挥的组织分工：李昌、纪烈武负责全面指挥，王治文负责与外地联络，刘志春负责与北京各区县联络，姚洁负责与现场联络，刘树人负责通过互联网对外发表宣传稿件。会议还决定，在二七剧场附近的姚洁家设立“指挥部”，在民族宫附近柯明家设立现场联络点，派陈东月、李月秋等在中南海现场了解情况，及时向“指挥部”报告。最后，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。
根据会议的分工，王治文以“研究会”的名义，向河北、山东、辽宁、天津、内蒙古等地的“功”负责人打出一系列电话，要求他们组织“功”练习者于4月25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“”。
李的意图，很快传达给“功”各总站站长，各总站站长又逐级传达给各分站、辅导站以及练功者。至此，“4·25”行动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。李及其“功”组织开始向党和政府发难了。
25日凌晨3时07分，北海附近出现来自河北的十几辆大客车，客车上的人陆续在附近地下通道内集中。
这以后，聚集的人继续增多。至25日上午，人数已达1万余人。众多善良的“功”练习者，在李的蒙骗和煽动下，为了“长功”，为了“消业”，为了“”，为了寻找一个好“气场”，来到中南海非法聚集。
4月25日上午8时，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，中南海北门路对面，自东向西一直到府右街北口，便道上站满“功”练习者。记者询问其中一些人：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来自北京远郊县的一名妇女说，要在这里练功。记者问道：“这哪里是练功的地方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练功？”这名妇女无言以对。下午，非法聚集人数逐渐增多。18时左右，人群已排列到北海公园前门团城下。此时，府右街的交通中断，非法聚集严重影响了周围地区的社会秩序。
根据事先的安排，25日清晨，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、刘志春等20多人陆续来到在姚洁家设立的“指挥部”，频繁地与中南海聚集现场联系，不断发布命令，进行指挥。
当日早上，中办、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“功”练习者的代表，明确指出“功”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、非法的，应立即撤离，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。9时许，“功”现场人员向“指挥部”报告说，四名代表进了中南海“对话”，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，又换了四个人进去，两拨人都说不清楚，要求“研究会”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。经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商量，并请示了在香港的李同意后，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、王治文等五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“对线日，躲在香港的李又在做什么呢？
事实。
